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崔方春
年12月，我到加国访问蒙特利尔银行其间病了，病得不轻。28日晚7时许，经过11个半小时的国际航班、3个半小时的国内转机，我们乘坐的班机抵达济南遥墙机场。
回家啦，回家啦!透过舷窗看到跑道昏暗灯光的那一刻，我像漂泊多年的游子回到了故乡，像受很大委屈的孩子见到了母亲，鼻子发酸，嗓子哽咽，泪水从深陷的眼窝里不停地往外涌，甚至想痛痛快快地大哭一场。一个人若没有遇到大灾大难，没有刻骨铭心的痛楚，是体会不到那种滋味儿的。
舷梯旁，杜行长来了，董副行长来了，办公室和卫生所的同志们来了，妻子风荣也来了。同时，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停在离机头不远的机坪。事后得知，这是接到出访团从加拿大打回电话，得知我生病的消息后，杜行长亲自协调、济南机场打破常规特别安排的。
不知是故土情思的神奇，还是同事亲人的激励，一路上靠轮椅推送的我，竟谢绝两位同事的搀扶，直起了几天中一直弯着的腰，踉踉跄跄走出舱门，走下舷梯，走向了领导和同志们。没有昔日接机的寒暄，没有出国归来的拥抱，几个同事迅速把我扶上面包车。杜行长果断而明确地指示:“已办妥手续，医院。”
40分钟后，我住进了保健七楼的消化内科病房。值班医生査看体征询问病情，安排常规检査和基础化验之后，下达了止泻补水补体能的医嘱。同时告知，有几个指标很不好，需深度检查后再作进一步诊断。开始输液已是午夜时分。一切安顿好，大家稍稍松了口气。
这时，杜行长深情地对我说:“接到从渥太华打来的电话，可把我们吓坏了。现在，回到国内方便多了。你安心好好治疗，争取早日康复。”我躺在病床上，在感谢领导和同志们的同时，还强打精神：“输输液就好了。两天后，我回去参加年终决算。”然而，我今生的“死一回”还没开始呢。
到第二天上午，药一直在用，液一直在输。但土黄色水便的次数没有减，喝口水几分钟就能排出来，小便次数和尿量却越来越少。从温哥华转机后的近二十个小时，只有两次少得出奇的小便，输液十多小时基本上没有小解。这时，我既没有头天晚上下飞机的精神头，也没了强作支撑自我行走的力量，侧个身儿都需要妻子他们托一把。
9时许，多位大夫走进病房。著名消化内科专家朱教授让我仰面躺平绻起双腿，一会儿翻翻眼皮，看看四肢，摸摸空胀的腹部；一会儿用听诊器听听胸腔后背，查査化验结果，问问小便情况。特别仔细地在我腿上指指点点，找来找去。他和蔼可亲的态度和认真仔细的作风，让人钦佩。检查结束，朱教授对我没说什么，却对其他几位大夫下了命令：“立即到办公室会商一下。”
半小时后，护士将红色塑料环戴到我的右手，又麻利地更换了床头牌，护理由二级调整为一级。同时，通知凤荣和卫生所长立即到医生办公室。事后，妻子告诉我，医院向家属和单位下达病危通知。
主治医生告诉他们，由于长时间腹泻脱水，造成多项指标不正常，血浓度已接近极值。特别是无尿导致的酸中毒已经影响到肾功能，局部性紫癜可能会较快发展。一旦大面积出现，几乎不可能挽救我的生命。幸亏抢救及时，若再耽误半天肯定不是下病危的结果。到那时，恐怕再好的医生也无力回天。
从那天上午，医院调整了治疗方案。一方面，加大用药全力控制腹泻，同时滴注脂肪乳和多种氨基酸以补充体能。另一方面，按新等级加强护理，停止一切进食，日测3次体温，按次按天记录尿量，定时检测尿液指标。同时要求家属加强陪护，24小时有人值守。也就是这天午后，我眼前产生了一种从未有过的幻觉。
两点左右，躺在病床上输液的我，朦朦胧胧睡了一会儿。一觉醒来，突然觉得天花板出现了若干孔洞。颜色有深有浅，数量忽多忽少，有时放大有时缩小，并随着我的双眼不停地移动。我用力眨眨眼皮，又用右手搓了搓两个眼球，想判断一下是否眼屎造成的影响，但一切如故。我侧了侧脑袋，让眼睛面对病房北墙。
这时，好像出现了一大片树林，说不清什么树种，看不明细枝末节，绿色，黑色，黄色，红色，互相挤压，交替波动。一会儿近一会儿远，一阵儿小一阵儿大，飘飘忽忽，隐隐匿匿。转眼，树林变成了大海，似有海岛，似有船只，如镜的海面一揽无余。几秒的工夫，它又黑云压顶，狂风骤起，几米高的巨浪一波接一波不断涌来，恨不得把我一口吞掉……
瞬息变化的幻境，吓的我跃起半身，一把抓住床头，“哇”的一声差点把输液针弄下来。一直守在床边突然受惊的妻子，“噔”地一跳双手死死抓住我的胳膊，急促地问：“怎么啦?你怎么啦?”我惊恐万分，指指划划，焦躁而语无伦次:“树…树，海水…海水，大浪…大浪，大浪来了!”
她慌慌张张跑出病房，找来值班医生。这位经验丰富的大夫用力抓抓我的双手，轻轻翻翻我的眼皮，又用一根粗针刺了刺我的额头和两腮。很有把握地告诉妻子，这是酸中毒影响肾功能进而影响肝功能出现的问题，要密切观察，及时告知有关情况。随后，便找朱教授商量处理方案去了。
这种现象，反反复复出现了好几天，若干次。那，既是我病情最严重最危险的一段，也是我精神状态最低迷最不好的时期。喝水用吸管，翻身要人抬，骨瘦如柴，面如黄纸。不能起不能立，不能吃不能睡，一棵稻草能压倒，一阵大风能刮跑，喘口气需要调动全身的力量。这期间，我特别盼望见到亲人、朋友和故旧，特别愿意回忆陈年旧事和早已忘记的交往，并且心理脆弱易动感情，有时说不了几句话便眼泪横流，泣不成声。
那些天，我想了好多好多。想到正在国外就读的女儿，想到正值中年的妻子，想到可亲可爱的岳母，想到快快乐乐的兄弟姐妹和两大家人。更想到了一心钟爱的工商银行事业，想到了曾经扶持我帮助我的领导、同事和朋友，想到了自己成长、进步和人生的坎坷。想起了去世不久的老父亲，想起了已离开我14年的老母亲，几次在梦中与他们二老相见相遇。总是在默默地断断续续地安排自己的“后事”。包括对妻子的照顾、女儿的学业、财产处理和存款折密码等等，甚至想到了遗体告别的形式和埋葬骨灰的墓地。现在回忆起来，自己也觉得可笑，却是真实的、亲历的，没有一点儿夸张。我想，一个人临终的时候，大概会有这么一个过程。
在医院40多天，我手臂上的输液针基本没拔过。特别是从入院到允许进食流质的15天里，每天输液都是二十几个小时，常常头天没输完第二天又接上。不得已，护士用上了留置针，以减轻每天扎针的痛苦和麻烦。
由于长时间输液和脂肪乳等高浓度药液的影响，我的血管严重变形，原本纤细的两条胳膊肿得像小碗口，从指尖到肩头酸胀麻木痛苦难忍。有时，抬头看着一袋毫升的药液，恨不得一把薅下针头。
为陪护我，除省行安排的人员外，妻子调动了一切可以动用的人力资源。两家的兄弟姊妹来了，有条件的侄子外甥来了，家住济南的来了，身居外地的也来了。在解除病危前那段时间里，基本上白天一人晚上两人。一开始，女的值白班男的值夜班。到后来，男劳力不够用，也把女的拉来值夜班了。
他们有的申请调休，有的提前安排休假，有的白天工作晚上值班，我大妹妹从老家过来护理了十几天。由于长时间不能休息和风寒侵扰，他们不少人患了感冒，有的医院打起了吊针。
年2月9日(腊月二十八)，在医院住了44天后，我出院回到了阔别多日的家中。正月初一，几位同事登门看望。讲起这次生病的经历，我说了8个字：“人生一劫，不堪回首。”同事们异口同声地安慰我：“这叫大难不死必有后福，你就等着吧！”
他们走后，我侧卧在沙发上傻傻地想了半天：“时至今日，大难是过去了，后福又是什么呢……”
作者简介：崔方春，山东青州人，从事银行工作41年，退休职工。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。已发表诗歌散文数篇，出版长篇传记《往事记忆》。齐鲁晚报青未了副刊签约作者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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